一个原本在深圳写代码的年轻人，为什么会背着几千美元跑到硝烟弥漫的巴格达开起中餐馆，并在美军设卡前刷出“快车道”？这段看似冒险的生意，背后有一套精打细算的逻辑，也充满了危险与机遇。
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，三十出头的刘磊与搭档帅学军从深圳辞职，带着约3500美元资金出发，赶在主要战事结束后不久抵达巴格达，开了当地第一批面向外国人的中餐馆——“中国龙”。他们没有餐饮背景，也没有当地关系，但对时机判断很清楚：战争既耗资巨大，之后必有重建与消费需求，驻扎的外军和承包商就是稳定客源。
店最初选在靠近巴勒斯坦酒店和喜来登酒店的地段，先是吸引来报道的外国记者，后来搬进相对安全的绿区后，客群迅速转为驻伊美英士兵与各种承包商，生意一下火爆起来。菜式朴实，宫保鸡丁、咕噜肉、蛋炒饭等按当年唐人街的做法调味，甚至店主自己也觉得不是特别合口，但在战地环境里，一顿热饭对食客来说远比味道重要。 千亿球友会
生意的关键不在主菜，而是酒水。刘磊通过伊拉克经理在市中心的秘密渠道，以约2美元一瓶从土耳其走私进来的威士忌入手，运进绿区后以10美元一瓶卖给美军，利润非常丰厚。白天做饭、夜晚变成酒吧的运作模式，使得餐馆日均营收一度达到约4000美元，高峰时单日净收甚至接近3500美元。为了保证调味品供应，他冒险开车穿越“死亡公路”奔赴约旦进货；一次采购途中还亲身遭遇过人肉炸弹袭击，炸开的碎片溅到脸上，生死时刻印证了这行当的危险性。
餐馆的顾客大致分为三类：美国正规士兵、承包商与雇佣兵。正规美军在岗哨和检查时多表现出礼貌与规矩，但雇佣兵群体则更为复杂、暴烈。刘磊接触到的信息是，某些美国雇佣兵日薪可达2000美元，这在当时是巨额回报，也是他们宁愿长期滞留战区的原因之一。相比之下，来自尼泊尔的雇佣兵月收入仅约1600美元，尽管薄利但对他们本国而言仍是可观的收入。然而战争无情，帐篷营地被迫击炮或自杀式袭击撕裂的惨烈场景也经常出现。
他的店能在军方设卡处获得特殊通行权，也说明了生意的深度影响力。餐馆车身贴着招牌，很多检查站的士兵是长期顾客，见面时会先打招呼再放行，甚至让车直接走军队专用通道，不用排队。这样的“优待”折射出战地经济与军事管理之间微妙的互动。而日常生产供应的风险也从未远去：店周围50米范围内曾经落下数十枚炮弹，出行不得不避开固定路线，检查车底已成家常便饭。 千亿球友会
2004年10月，绿区连环自杀式爆炸发生后，联军禁止美军进入公共餐厅，客源急速萎缩。在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多次敦促下，刘磊和同伴最终关店返国，不是主动退出，而是局势已让他们无法继续经营。算下来，投入的3500美元本金在一年半时间里带回的收益约合308万元人民币。回国后，他在深圳买了房，并与帅学军把这段经历整理成书，记录了那段在枪口下打拼、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岁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