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陈望，三十七岁，住在北京顺义。白天在一家汽修店看仓库，晚上跑网约车。女儿小榆五岁零四个月。她第一次发烧是在一个周二的傍晚。那天北京风很大，天色灰暗。我刚把车停到小区门口，就接到幼儿园老师的电话：孩子发烧到38.9℃，一直觉得冷，能不能来接。起初我没当回事，孩子发烧很常见，小榆从小体质不太好，换季就咳嗽、鼻塞。
到幼儿园时，她披着老师的外套，脸通红，额头贴着退热贴，手里还攥着一个带塑料草莓的小粉色发夹。看到我，她把发夹举起来说“爸爸，掉了”。我给她夹上，碰到她头下的皮肤烫得我一阵心慌。一路回家她靠在我肩上，闭着眼睛，呼出来的气都是热的。
回到家她妈已经煮好粥。体温39.2℃，吃了退烧药、擦了身子，九点多降到37.8℃，精神好一点，还把那只草莓发夹别到我袖口上，说“爸爸也漂亮”。我以为一夜就能过去。半夜两点她又升到39.5℃，我和她妈讨论去医院的事。我担心急诊人多、折腾孩子，便决定观察，约定“再看一晚，早上不退就去”。 千亿球友会
第二天早上烧仍没退，我们去了小区旁的社区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像病毒感染，嗓子红，先回家吃药、补水，三天不退再去大医院。小榆说眼睛有点疼，医生说发烧会引起充血。那天她体温在38.8℃到39.6℃之间反复，吃得少，说嘴巴疼，舌头也不自在。我以为只是发烧带来的不适。她妈去上夜班前几次回头看孩子，神情紧张，我答应在家盯着，但心里也想着把店里的事处理好再去医院。
第三天她开始出疹子，脖子和肚子上散着小点，不鼓起。我们把照片发给当护士的朋友，对方建议去儿科看看。我原本要直接去儿童医院，但汽修店当天临时来货，需要有人签收；社区医院又说三天不退再去，我便让自己再等一天，想着晚上挂急诊。小榆的眼睛更红，嘴唇像裂开的番茄，舌头上布满像草莓表面的红点。她还把发夹从枕边递给我，轻声说“爸爸，明天不要给我夹了，头疼”。那时我心里紧张起来，但还是被工作牵绊。
晚上八点多我从店里赶回家，孩子已经烧到40℃，手脚却冰凉。她妈说“现在就去医院”，我不再犹豫。我们打车到儿科，急诊大厅人很多，等到看病已经接近午夜。医生检查后认为可能是感染，虽然皮疹不典型，但抽血化验显示炎症指标升高。医生建议留观，但没有床位，我们就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整夜。我抱着发烧又迷糊的小榆，听她两次喊“妈妈”，心里满是自责与恐惧。 千亿球友会
第二天，也就是发烧的第四天，经过更详细的检查，包括医生对舌苔、眼结膜充血、持续高热和皮疹的综合判断，医院最终给出诊断：川崎病。医生说，因为发现和就诊有延误，已经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最佳时机（俗称“黄金期”），这让他们非常担忧可能对心脏造成的影响。那一刻，我所有的后悔和自责涌上心头——如果没有因为工作和侥幸心理一再拖延，情况或许可以更早得到控制。
整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孩子持续高热、舌苔异常、眼睛充血和散在皮疹不能掉以轻心。那句“夜里再看”的犹豫，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悔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