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猛，我坐在一张非常大的桌子对面，手脚无处可放。身上的中山装是我费尽心思才找出来的，经过多次洗涤已显得发白，领口磨损得很严重，袖口也有轻微的补痕。对面的女总裁并没有查看我的简历，却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手腕，这种凝视让我感到不安，我下意识地缩了回去。她突然问我：“你的手表是在哪买的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回答道是父亲留下的。她没有再说话，面试很快就结束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思索着这块旧表为什么会引起她的关注。直到后来才明白，这块表对于一个老人来说，是经过了五十年的寻找。
下楼时，早餐摊的油条香气扑鼻，我坐在床边，目光落在柜子顶的旧皮箱上。那是父亲留下的，虽然表面已经裂开，锁扣也生锈，我却舍不得扔掉。今天是面试的日子。我在化工厂做了二十六年的维修工，从学徒成长为老师傅，几乎摸过所有机器，修理过所有故障。我原以为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，但工厂去年突然倒闭，接连几个月的清算、赔偿后，五百多人都回家了。我已经五十，不再年轻，走进人才市场转了几圈，看到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后，面试官都不想多说，只递给我张登记表让我等消息。等了三个月，存款也快用尽，心里不安。
儿子告诉我：“爸，董氏集团需要维修工，我同学的父亲在那儿。”我没有回应。但董氏集团是这座城市的大企业，我一个下岗工人去那里能行吗？不过，我还是打开了柜子，找到那件十年前远方亲戚的中山装，材料厚实，洗了多次，但还算干净。穿上后，我对着发黄的镜子觉得很别扭。正发愁时，儿子从房间探出头，手里捏着一个小绒布盒。“爸，把这个戴上。”他递给我，是父亲留下的老式机械表，虽然有些磨损，但依然坚固。在我看到表壳上的划痕时，心中不禁感到沉重。父亲在世时也曾告诉我，那道划痕的来历，却只是“忘记了”。魏泽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送我下楼去。 千亿球友会
董氏集团的总部在城市东边，三十多层的高楼在阳光下闪烁。我从公交车上下来，看着大楼心里有些紧张。前台的姑娘很友好，询问了我的名字并带我去十四楼的会议室。进入会议室时，凉气扑面而来。宽大的桌子可以容纳多个人，茶盘里摆着水和白瓷杯。我坐在一个角落，空调让身体有些发冷。等了一会儿后，门响了，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的女士走进来，虽然面带微笑，但眼神锐利。我意识到她是一位高管。她介绍自己是董玉霞，然后开始翻阅我的简历，眼神却不时落在我的手腕上。她愣了一下，目光似被吸引住了，随后问我：“你的手表是在哪买的？”我回答它是父亲留下来的。她沉默片刻，询问了我一些工作经历和生活情况，但那种凝重的气氛始终让我感到不安。
面试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，董玉霞握手告别，语气像温水般没有任何情感。我走出大楼，阳光照在我身上，脑海中反复思考着：那块表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回程的公交车上，坐在最后一排的窗边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手腕上，我低头看着那块发黄的表，它的指针依旧稳健地转动。表带虽已磨损，但在我心中，它是父亲的唯一遗物和记忆。我执着地触摸那道划痕，心里默默怀念着父亲的关心与嘱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