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宁电器的衰落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：市场环境变化、经营模式压力、高杠杆扩张以及在商业地产和零售上的大额投入等，其中向恒大投入的200亿元几乎成为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外界质疑：像张近东这样有商业嗅觉的企业家，怎么会踩进许家印搭建的陷阱？
回到2017年，恒大还不像事后被界定的那种明显的“庞氏骗局”。当时恒大业绩增长迅猛，公开报表由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销售数据在2017–2019年连续攀升，市场和监管层都很难立即识别其财务深层问题。恒大计划通过借壳回A募集约1300亿元战略投资，苏宁以200亿元成为其中最大的民营投资者之一。投资协议中确有回购对赌条款：若恒大在约定期限前未能实现上市，恒大需按原价回购这部分股权并返还资金。基于此对赌承诺，张近东当初认为风险是可控的：若上市则获利，若未能上市则按协议拿回本金。此外，双方在渠道与场景上的合作潜力（恒大拥有大量楼盘可为苏宁提供线下落地）也使这笔投资在商业逻辑上看似合理，不单纯是私人情面。
然而，多层误判逐步累积形成致命后果。外部审计和耀眼的销售数据掩盖了恒大真实的负债情况，监管与市场普遍存在“大而不倒”的认知误差。在地产高周转的行业背景下，多数投资人相信靠卖地和高周转可以维持资金链，没人预料到监管政策会突然收紧、推出“三条红线”，从而切断高杠杆的运转基础。许家印与一些企业家的私人交好虽放大了相互信任，但苏宁对这笔200亿的判断并非单纯出于私人恩义，而是经过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后整体做出的乐观决策。 千亿球友会
真正致命的转折出现在2020年：恒大未能完成回A，按协议应触发回购并退还资金，但此时其现金流已极度紧张。恒大开始游说战略投资者放弃行使回购权，将这类可回购的战略持股改为普通股或股权性投资——即从受法律保障的回购债权，变为无优先清偿权、在清偿顺序上位于银行和债权人之后的普通股权益。部分苏宁高管主张立即通过法律手段启动回购并保全资产，但张近东最终同意了债转股方案，放弃了原有的回购保障。
这一决定拆除了投资最重要的安全垫。随后的恒大债务全面暴露，股权价值几近归零，苏宁的那笔200亿元因此变成了几乎无法回收的损失，直接冲击了本就紧张的资金链，也成为苏宁走弱的重要导火索之一。概括来看，苏宁先赌行业红利和恒大上市两步均未如预期，最后又放弃法律上的回购保障，导致满盘皆输。
被套的不只是苏宁。正威集团的王文银以私人交好为背景，曾参与恒大战略投资并同意债转股，约50亿元投资打了水漂；而也有企业果断退出避免损失，例如山东高速在面对恒大要求债转股时坚持行使退出权，最终成功规避了更大的风险。恒大事件对企业间的信任、风险判断和法律保障的价值，都留下了深刻教训。 千亿球友会
